我算是英剧粉。尤爱英剧中之所谓“时代剧”，往往能于一村一地，对数家人精细镂刻，将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冲击，融入剧中人的命运沉浮和生活细节之中。寥寥几笔，不，寥寥几个镜头，几个细节，时代氛围已然浓重如墨，剧作便携带上深厚的历史意识，产生了时间上的某种美感和深度。在20世纪前后，英国社会女性权利意识崛起，在英剧中往往能看到妇女们游行、集会，追求政治权利，不论是《唐顿庄园》（Downton Abbey）这样的大制作，还是《队列之末》（Parade’s End）这样的迷你剧，都会作为一个时代背景，或者剧情的推进器。此外，BBC热衷于改编经典名著，从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到盖斯凯尔夫人，她们的小说被改编成现代影像，许多采用女性视角与女性叙事。
我印象中，英剧里女性争取政治权益的努力都是很正面的呈现。事实上，20世纪早期，中国也曾经有波澜壮阔的女性解放运动，也曾有那么多个性迥异、异彩纷呈的女性活动家，她们却“很显然滑入历史的深渊，她们的勇气、视野和进取心被人们所遗忘”。（李木兰：《性别、政治与民主：近代中国的妇女参政》）
沈佩贞正是这样一位滑入历史深渊的民初女子。她的一生诡谲多变，评价趋于极端，极富于历史戏剧性。
沈佩贞一
如今，除了研究女性史的学者，大概很少人了解这位叫沈佩贞的女士。据1915年《醒华报》记载:“沈佩贞，号义新，原名慕贞，号少华。桂人，生于粤。”
沈佩贞一生的顶点，以外在事功而言，当属1913年初。是年2月12日，清帝逊位一周年，在北京先农坛举行了为期七天的纪念会。共和甫就，人心未失，十数万观者涌向先农坛。“如荼如火，道为之塞”，台湾文人连横此时正好旅次京华，前往游览。据他在《大陆游记》里描述：
会之一室恭挂诸先烈之像，其外则整陈诸物，皆有关于革命者：如吴樾之弹片，汪精卫之铁练，沈佩贞之戎服，使人感念不置，而叹此庄严之民国，固非一蹶可就也。
这次纪念会的展览中，沈佩贞能够与刺杀五大臣之吴樾、刺杀摄政王之汪精卫并提，当是极大的荣耀。她以尚武、爱国的形象，作为民国铸就者而被列入历史记忆。而在上一年，《申报》也以“女界之伟人”为题，报道沈佩贞创办女子尚武会，以办理北伐军后勤。“其志愿，要在推倒满政府，扫除专制政体，建设共和民国”，《申报》不遗溢美之词，“才识高卓，诚近今女界之伟人也”。
而这亦为女性们争取参政权的心理基础和合法性所在。另一位女权领袖唐群英说得极为清晰：“在革命起义的时候，我们女性从事特务工作、组织炸弹敢死队，和男性一样冒着生命和财产危险从事一些艰巨而危险的任务。为什么现在革命成功了，而女性权益却没有被考虑进去！”（《申报》1912.12.11）
事实上，此时沈佩贞和她的同伴们所面临的境遇则不甚乐观。成功后的革命者拒绝与自己的姐妹分享政治权利。在整个1912年里，沈佩贞不断出现在报刊报道上，她的名声正在被腐蚀。
8月25日，沈佩贞和另外两位女权领袖唐群英、王昌国来到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参加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成立大会。当她们听到宋教仁宣读即将通过的新党章里，取消了男女平权的条款，大为失望。
唐等犹不甘服，谓男子挟私把持，压抑女子，更向孙(中山)质问, 其言终不得要领。忽唐等行至宋教仁坐地，遽举手抓其额，扭其胡，而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众大哗，斥其无礼。
梁漱溟时年不满二十，作为记者亦在现场。据他多年后回忆，盖因国民党党章以英国政党章程为模式制定，而彼时英国尚未解决妇女参政问题，因此也没有提到可以吸收女党员。于是引致沈佩贞等同盟会女会员质疑，进而围攻宋教仁，最后尚靠孙中山个人威望，才解围，尔后继续开会。两日后，沈、唐又拜访孙中山，力争男女平权。《申报》还做了一篇报道《唐沈两女士之墨泪・哭诉孙中山》（1912.9.3），孙中山婉言，男女平权的规定不能写入国民党政纲，是多数党员的意见。沈佩贞失望之下，“哭声震天”。
自1912年“女子参政同盟”成立以来，可谓“屡战屡败”。3月20日，沈佩贞、唐群英和她们的支持者们在南京参议院抗议达五小时之久，期间她们砸碎玻璃，将一位警察踢倒在地。《大公报》引一位评论员文章说，妇女们的暴力行为并不令人惊讶，在革命战斗中她们曾经为赢得男女平等而抛洒热血。（《大公报》1912.3.30）当月30日，参政同盟的支持者们再度冲进参议院，高呼男女平权。据媒体报道，双方一度殴打起来，军队被调集过来。据言一位女子撤退时高喊：“如果你们不允许妇女参政，那就准备战斗吧！”在参议院北迁之后，女子参政同盟也来到北京。8月10日通过的《选举法》，女性被剥夺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沈佩贞和她的同伴们，向参议院提交请愿书，四处呼吁。
女子参政同盟使用暴力争取参政权，引起了我的兴趣。在以百货业先驱塞尔福里奇为主角的英剧Mr Selfridge里，争取选举权的女性们游行到Selfridges百货，公司及时表达支持立场，才避免被砸橱窗。这段情节的背景正是1912年，英国最激进的参政活动组织宣称，她们将发起一系列袭击，比如砸碎玻璃，放火烧掉空置大楼，割断电话线、电报线等手段，来让整个社会觉醒。暴力行为直接造成成千上万英镑的损失。
英剧Mr Selfridge剧照沈佩贞们很可能是受到了她们外国同行们的启发。事实上，《民立报》报道参政同盟和参议院之间的斗争，同期也报道了英国妇女参政运动。民初的女权活动家们把自己置身于全世界的舞台之上，而这种联系同时也是一种激励。
1912年的最后几个月，沈佩贞一直在为女性的参政权奔走。在媒体的报道中，她的形象不再是那个英武的建国女英雄。《申报》报道她袭击东亚新闻办事处，痛骂不公正的选举制度。
9月19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开会欢迎“万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来华访问的三位代表――嘉德夫人、马克维夫人和解古柏斯博士。沈佩贞继这三位之后演说，认为女性要争得参政权，必须先具备三个条件：教育完全；发达女子之实业；不借男子之保护。尔后，她又发挥说，除非给予女子们参政权利，否则，未婚妇女应该在十年内拒绝结婚，已婚女性应该拒绝和男人说话十年。这个建议在当时被作为笑话传播，固然可以见得沈佩贞们对女性政客精英们的失望，亦说明，她们对于反对她们参政的势力，缺乏手段。相反，女性参政活动家们，将不得不面对社会严酷的拷问，不惜一切捍卫她们的性道德。
二
在那段时间媒体的渲染之下，沈佩贞被描述为一个野蛮女子，短发、抽烟、大声说话。这加深了社会上的成见：女性争取政治权利，会导致女性品德丧失。1913年11月13日，内政部下令取缔了女子参政同盟，数月后又禁止女性参加政治组织和公共集会。
民初争取女性政治权利的这一波风潮逐渐隐去。不过，作为参政同盟主将的沈佩贞又一次被冲到峰顶。她和吕碧城、唐群英、王昌国等一干女性，做了大总统袁世凯的“女顾问”。这当是袁世凯对这些老同盟会员的一种笼络。据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里回忆：“有沈佩贞者，她在名片上有‘大总统门生’字样，人称为女志士。但放浪形骸，招摇过市，时人为之侧目。”
这个名号的来历，据说是因为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时，沈佩贞恰好在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求学，于是有了这层勉强的师生关系。在时人眼里，不管是她所求，抑或是袁世凯示好，沈佩贞公开炫耀，即暴露出她对袁世凯的攀援依附之心。高芾在《野史记》里便直接称她为“政治宝贝”。
1915年大闹醒春居以及随后与议员郭同对簿公堂，这两件事彻底让沈佩贞身败名裂。事件亦因媒体报道引发。6月1日、2日《神州日报》刊发驻北京记者的通信报道《沈佩贞大闹醒春居记》。该报以几近言情小说的笔法，描述沈佩贞与刘四奶奶、蒋淑婉、蒋良三等一干男女在醒春居宴席上，蒋良三逼她同意遵行酒令，同意一男闻她的裸足。沈佩贞当场翻脸，掀席大骂而去。
几位女性当事人自然极为愤怒，沈佩贞要求《神州日报》驻北京的主事人汪彭年请酒登报道歉。汪彭年置之不理。于是沈佩贞和她的同伴们闯入报馆问罪。议员刘成禺目睹了全过程，他后来在法庭上作证说，汪彭年知道众女将至，躲了起来，当沈佩贞要求见汪时，借住在他家的众议员郭同出来理论，结果遭痛殴，滚落院中。郭同不堪受辱，也不愿接受调停，一纸将沈佩贞、蒋淑婉、刘四奶奶等人诉诸京师地方审判厅。最后郭同胜诉，沈佩贞被判处监禁三月，送往京师第一监狱执行，并赔偿郭同受损财务合计洋四十元。
在法庭之上，沈佩贞再次恸哭，对着上千观众说：“若辈串同，有意陷害，致我于身败名裂。你们有意看些笑话，毫无天良。”以今日眼光来看，《神州日报》报道无疑涉嫌名誉侵犯。当然，沈佩贞的行为也失当。她们没有意识到暴力行为以及毁坏财产损害了她们的声誉，也触犯刑律。
女子参政同盟另一位领袖唐群英的经历，恰好与沈佩贞形成很好的参照。唐群英离开北京回到湖南，继续从事女权运动。1913年2月，她和她的支持者们捣毁了《长沙日报》的印刷设备，导致这家报馆陷入瘫痪。起因亦是一篇报道。报道中说一个叫郑师道的人一直爱慕唐群英。而唐则认为此人是疯子，报馆是在刻意中伤她的名声。
这两起事件透露出民初女权活动家们普遍面临的窘境。一方面，她们不得不捍卫性道德，在那个时代，女性的名声基本由此展开；一方面，反对势力的攻击和整个社会的恶意亦集中于此。对男性政治精英毫无杀伤力的报道、传闻，对她们却是致命一击。
唐群英（1871－1937）三
沈佩贞下狱，紧接着袁世凯垮台，显然她的政治生活已是末路。此后她何去何从，资料极少。
1919年10月4日天津《大公报》曾以《沈佩贞宴赣男女》为题，报道这位曾经驰骋权力场的女士在江西的事业。从报道来看，沈佩贞后来在江西组织妇女生计分会，目的是让女性人人谋自立，经济上不再依赖他人。在演说中，她重提参政权，“美国女子有参政权，实因能谋自立，有纳税种种义务故有权利”，然后话锋陡转，“鄙人极不以权利为然，但求各女同胞能自立足矣”。很难想象，数年之前，这位女权先锋为了争取参政权可以奔走呼告，无所不为。
报道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宾客分两桌，一男席一女席。沈佩贞先在男席发言，然后至女席演说。在演说中，她有提到男女分席，是因为本地风气未开，有所不便。由此亦见得曾经激进勇敢的沈佩贞，在被数番碾压后，浩然之气荡然，心力亦大不如前。
曾经思潮澎湃的女界，在民国成立后的权力分配中，可以说几乎是一无所获，不得不重归于沉寂。那些急迫的奔涛，很快就被传统的男性固有意识截断。回溯19世纪末以来，女权先驱们将女性追寻自我价值、争取女性权益的旅程，和国族革命同辔而行，但这种依附本质上难以行远。在革命年代，女性积极分子作为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得到了社会主流的赞赏。时移事异，她们作为所谓的“公共妇女”，打破了限制良家妇女抛头露面的传统，甚至曾经备受鼓励的行为，在新社会下都成了被讥讽的题材。可以想象，如果秋瑾活到了1911年之后，她也难以逃脱这“命运”。
《申报》曾刊发过一篇讽刺文章，一位署名“钝根”的评论家，描述了一个“新世界”：妇女参政议政，而“男人将被拘禁在室内，穿着女人的衣服，使用女人的语言，举止行为像女人”。（《驳驳女子参政权》1912.3.18）
几个月后，这位钝根又发表了一篇《理想电报》，他草拟了一份电报，内容是欧美国家发来，庆祝妇女当选中国总统。（《申报》1912.10.16）女性们争取政治权益的努力，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也让男性社会感到焦虑和不安。这些讽刺文章，明显是通过取笑女性活动家们，来巩固既有道德规范，同时释放数世纪以来的特权被挑战而引发的焦虑感。
当日，报章不断消费沈佩贞，很快她又作为一种堕落英雄的典型不断地被文学化书写。小说家林琴南1913年成书、1914年4月出版的《金陵秋》,以辛亥年光复南京为背景，小说里有一位叫“贝清澄”的新女性。在小说家笔下，“贝氏风貌亦佳，特荡而无检，好名而广交，将推扩其声望，被于天下。家有微蓄，则尽出以结客。并提倡女子北伐队，枵声狂态，群少年咸追逐其后”，时人一眼便可以认出这位贝清澄是在影射沈佩贞。
沈佩贞让我想到《唐顿庄园》里的三小姐Sybil。她们都热切地争取女性政治权利，为人热情直爽，精力充沛。三小姐温暖良善，曾是唐顿的一股清风。我很好奇，沈佩贞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性呢？某种程度上，她可能是一位极其现代的女性，置身于一百年后的北京、上海，毫无违和之感。可惜现有史料难以勾勒她的内在，她只是被涂抹被嘲弄，被塑造成浮嚣狂妄廉耻丧尽的形象，这些掩盖了她作为一位时代女性的本来面目。
《唐顿庄园》中叛逆的Syb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