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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妮的话

纳文 任公子 1163℃ 已收录 0评论

亚妮这个名字大家应该并不陌生,她是著名导演、主持人,也是年中我们曾分享推荐过的《没眼人》的作者。今天推荐的这篇文章是亚妮为其父亲遗著《女儿亚妮》所写的序言,她在文中回忆了其父何守先在“文革”中的遭遇,从中我们或许可以管窥一个时代。

 

原文19000余字,限于篇幅,此处仅摘选了其中8800余字内容,题目为编者所拟。特请诸君留意。

 

亚妮的话

 

 

1966年初夏。一天,在午饭桌上,我第一次从母亲口中听到了一个新名词:文化大革命。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沉郁到令人寒战的神情。一种大难临头的预感,填满了彼时不谙世事的心。果然,不久时任市委党校副校长的父亲,就从上虞的“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工作队被揪回来。他因家庭出身,又一直在干校、党校、报社、市委调研室、市委办等领导决策部门从事文笔和领导工作,于是,他的讲课资料、为领导起草的文稿、调研所写的报告、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等都被搜罗出来审查。

 

有一年,他在宁波郊区的洪塘抗台,晚上与农民座谈如何做好防台抗台工作,有位老农谈抗台经验说:“台风来了不要把前后的门窗都关牢,要打开门窗,让风通过,这样房屋不会被刮倒……”他听了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抗台杂记,在报上发表。这下好,适逢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你“开门通风”?你是要“大陆在国民党反攻时门户开放,引敌深入”,那就是“亡我之心不死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紧接,林林总总“恶毒攻击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反动言论”被一一发现,批判!

 

来势凶猛到大小会议“批斗”、上街游斗,进出任何场合身上都得挂黑牌。那块黑牌是胶木黑板做的,一米见方,很重,用一根铁丝吊在他脖子上,天热,尽管隔着一层布,还是嵌进去肉里,不得不用更厚的布垫起来。父亲尽量挺直自己,但时间一长,顶不住,还是常常弯下腰去,于是,就很契合被彻底打倒,且“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形象。黑板上的内容会有更换,起初是“死不悔改的当权派”、“走资派”、“黑笔杆”、“反动文人”,后来变成“反革命分子”、“三反分子”等,五花八门。大字报、小字报铺天盖地,连外婆家的大门都被糊得丛林密布。

 

事情进展迅速,开始白天被批斗,而后升级到批斗之后扫厕所,又责令他回到原来搞四清的生产队去,边批斗边劳动。父亲在四清中得过肝炎,此时复发,耘地时昏倒在水田里,只得由农民抬回城来。接着,外调“证实”了父亲是“投机革命、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这个定论就相当严重了,有点像电影里被锄奸队盯上的叛徒。在一片打倒声中,他的辩解变成了“拒不认罪、百般狡辩、与人民为敌”。再升级,关进“牛棚”不准回家,工资停发,几个月后才有很少的生活补助费。

 

起初,父亲被关在位于市中心的冷静街机关幼儿园里。那是一座典型的宁波大户人家的宅院,一进套着一进,层层叠叠犹如迷宫。我和大妹从幼儿园小班上到大班,都是在那里度过。此时,幼时乐园已辟为牛棚。父亲的肝病,经冰雹砸来般的一番折腾,病情加剧,身体非常糟糕。我的任务,就是每天给他送煎好的中药。一般是在下午,因为上午父亲都要挂着沉重的黑牌被押去批斗。

 

大概一年后,父亲被换到另一个牛棚——位于南大路的延庆寺。该寺始建于五代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年),为天下讲宗五山之二。父亲曾告诉我,延庆寺不仅是宁波有影响的宗教建筑,还是名人流寓和学者讲学之所。元末书法家吴志淳曾在此以八分书法作千字文,由杨理学刻石以传;明末,“南湖诗社”则在寺内集会,吟诗论文,风华一时;到清康熙初,浙东学派创始人黄宗羲在寺后殿设“证人讲会”,一度成为甬上学才重地。

 

这之前,我跟随外婆常去进香,那里的大雄宝殿、禅悦堂、塔院、能仁堂、罗云堂、大悲阁、育往堂、钟楼、山门等建筑,雄伟且精致无比,诸多玄妙佛像,巍峨又清丽。可到父亲关进去的那一年,延庆寺已被红卫兵砸烂,大殿里,菩萨东倒西歪,满地都是散落的玉石和菩萨身上的镶嵌物(现在想来,那都是极其珍贵的文物),唯有院子里参天的梧桐树依然故我地屹立,遮天蔽日。

 

延庆寺没有食堂,我送中药的时间提前到中午。外婆每天交给我的“杭州竹篮”里,除了父亲的两煎中药,还有一天的饭菜。

 

那时候,我听大人们说,父亲的病很重,可能活不过几年。我感觉,父亲就是靠药活着的,药比饭菜还重要,所以按时把药送到父亲手上是天大的事。有一次,按点到了延庆寺门口,大门却紧关着,任我怎么呼叫捶门都无人应答。对一个视药为父亲生命的六岁孩子来说,当时天就塌了。除了坐在寺院门墩上哭,没有任何办法。哭到暮色压顶,有一老男人出来,认出我是何校长的孩子,才把我带了进去。父亲遗稿中有写:

 

那天见到梳着两条小辫子的女儿低着头,拂去满头落下的梧桐叶,钻过从天花板上拖下来的、密匝匝写着我“三反罪行”的大字报,偶尔撇上一眼那被划上粗粗红叉的“何守先”三个字,紧咬着嘴唇,拎着竹篮子向我走来,我的心就紧缩成一团,噙着眼泪接过用毛巾捂盖着的饭篮时,便连忙扭过头去,挥挥手叫她赶快离开……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记忆,是浸泡在黄梅雨里的, 枯黄萧索。阳光,有,而云,总是斜进来。

 

由于每天持续的批斗和彻夜的隔离审查,没有营养补充,又不允许家人照顾,父亲的体力每况愈下,近乎不。终于有一天,他在水房打开水时,一阵眩晕袭来,装满开水的暖瓶砸在地上,右腿重度烫伤。于是,我的任务就从每天一次的送饭送药,变成了跟父亲住在一起,照料他的生活。那段时间,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段跟父亲独处的日子。

 

父亲的腿怕感染,不能裹纱布,上面涂满了黑乎乎的药膏。每天,他拖着一条残腿被押去批斗时,我只能搀扶到门口,父亲从不允许我跟去现场。所以那时我不知道批斗是什么。在父亲诸多遗稿中,有一部名为《旁证》的自传体纪实文学,他用张竹(张,为父亲的老家张地村;竹,乃父亲崇尚之物,也为父亲笔名)之名,写有自己的故事,其中有一段写到那些时日:

 

“张竹不老实,打倒张竹!”口号来得太突然,只有零零落落的几个人跟着喊。胡光一看急了,跳上凳子,嗓子扯到撕裂:“打倒张竹!坚决打倒张竹!”“张竹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下有了声威,大厅四周立马发出一阵阵嗡嗡的回响。其实,批斗了一段时间,张竹已经有点神经质的习惯,稍有动静就闭上眼,皮肉苦会随时袭来,猝不及防,他等惯了。

 

那天,他正想着怎么能回家一趟,告诉岳母,让乡下的老婆姐上来帮衬一把,耳朵就灌进来雷声。他的身子哆嗦了几下,拿着检讨书站在那里目瞪口呆,烫伤的右腿也麻木起来。在一阵又一阵要他表态和对他表态不满的大轰大炸之后,苦笑着:“那要我怎么说呢?”他干咂了几下口水,想起了毛主席的一段语录:“一个共产党员随时都要准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没等念完,就有人吼着责问道:“你这坚持真理是什么意思,你还有资格讲真理吗?”

 

“同志,真理是普遍的,不是哪个人所特有的。”

 

“你放毒!”另一个造反派,手挥过头顶,一转,啪!一个耳光霹雳般扇在张竹的耳根上。张竹的脑袋倏然就有一百只蜜蜂飞进来,嗡!蜜蜂满眼飞舞,一个声音忽近忽远,好像是说,张竹公开宣扬《二月提纲》那个“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反动谬论,真是猖狂至极什么,末了,是一声断喝:“把头低下来!”随即就有几个别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冲上讲台抓住张竹的头发往下揪,有人还趁机往他的背上、腰上猛踢几脚。

 

坐在面前的教职员工,有的假装思考,或寻找什么,把眼睛移开去,有的低着头或翻着白眼望着窗外。乱了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张竹呢,真是书生气十足,他整理好被抓乱了的头发,掸去裤腿上的尘埃之后,又规规矩矩地弯着腰站在那里。革命群众嘛,虽然难免发生一些过火的行动,但它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不能与之闹对立。这就是他的信念,在当四清工作队长时,张竹向来就是这样要求工作队员的。

 

“你说,你是不是放毒?”

 

“我强调的是真理的客观性。”

 

“不要讲大道理,你回答,为什么要这么说?”

 

“这话不是我说的。”

 

“什么,不是你说的,刚说过就赖,好啊,我叫你放屁……”一只手又举起来。

 

“放屁?这话是马克思说的嘛!马克思说,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不是我占有真理。”说完,张竹的嘴角浮出一丝微笑。那只高举的手停在半空,一转,变成了拳头,向上一杵,会场肃静,拳头再向上一杵,高呼出:“张竹不老实,绝没有好下场!”会场立马跟上,口号赶走了张竹耳边的蜜蜂,清清楚楚,最后是:“张竹滚出会场!”

 

我真不知道,若是这种场景展在那时的我跟前,会是什么状况,我会疯掉。

 

 

到了秋天,父亲腿脚稍好一些。他每天挤出一点时间,尤其在傍晚,吃完晚饭,和我踩着满地的梧桐叶,讲他的故事。

 

有一次,我问父亲,为什么我从未见过爷爷和奶奶?父亲说,自他参加革命,就和家庭“划清界限”了。那时我不懂什么叫“革命”,也不知道何谓“划清界限”,但至今记得父亲仰望梧桐树时脸上那种冷峻的表情。

 

后来我听母亲讲,爷爷是个非常好的人,而且父亲参加革命跟爷爷不无关系。大饥荒的1960年,爷爷从山里逃出来,走了很多天,到城里找他儿子,我父亲竟不敢正大光明地接待自己的父亲,只是偷偷塞给几十斤粮票,就匆匆把老人打发走了。再后来陆续从老家亲戚那边传来关于爷爷奶奶的凄惨晚景。再再后来,听我姑姑说,到“文革”时,因受儿子牵连,爷爷被吊在村里的碓房里活活饿死……要知道,自那匆匆一面至父亲去世,半个多世纪里,父亲竟然没有再见过我爷爷一面,也没有与我奶奶有任何联系。那是被硬生生隔绝的血脉,是对家园故土的彻底掩埋!而且一隔就是一生,一埋就到白头,谁都不知道父亲心头是一种怎样的痛楚。

 

父亲出生在浙西南山区一个家境殷实的富农家庭,祖父是满清秀才。父亲在县里的洋学堂读到高小毕业,自幼不仅受到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思想熏陶,也浸染了书香门第善良、刚正的处世品性。抗战时期,我祖父做着堂堂正正的国民政府乡长,暗地里却变卖地产,给共产党武装输送枪支和物资。

 

家庭的革命倾向和民众的疾苦现状,是父亲投身革命最初的催化剂。初中毕业的父亲,在当地已是响当当的“秀才相”了。因为宗派之争,我祖父被诬陷入狱,而他为共产党提供物资的秘情一旦暴露,就会招致一场杀身之祸。十六岁的父亲自己写诉讼状,准备上堂为父辩护。同时,又四处奔走筹措银两,准备实施搭救。就在此时,得到有人预谋追杀他的信息。于是,父亲开始了逃亡生涯。他和几个同学绕道福建,行走了整整一个月,逃到杭州萧山。父亲在《旁证》中写有那段经历。

 

在延庆寺陪伴父亲的日子里,父亲讲得最多的就是自己的革命故事,这也是我们兄妹引以为豪的荣耀。

 

父亲天资聪灵,儿时又习过拳术,拉得一手好二胡,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当时“吃饭不要钱”的湘湖师范学校体育专科。父亲在学生自治会里担任过文娱干事,编撰墙报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甚至还在剧团当过剧务、演员,在伙食团担任过会计等,是学校很出挑的多面手,而他的“倔”更是有名。

 

当时,教授的体育理论和技术,不外乎美式要领和国军步兵操典,家父认为这些东西华而不实,内心有抵触,就常常鼓动学生闹事。他若闹事,往往响应者众多。有一次,在军事训练中,他因为扔了枪去小便,回来又顶嘴,被教官罚举枪跪操场,由此又多了个校方给予的名号——“捣蛋生”。就在他一度彷徨,想转学音乐之时,他接触到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加之阅读了大量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艺书籍,尤其是巴金、曹禺等作家的作品,激起他革命的热情,因此就积极投身到学生运动之中。

 

父亲在学生运动中,他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讨饭”,后来成了他的绰号。渐渐,这个很具浪漫色彩和文人风度的“讨饭”,有了革命志向。当时发生的一件事,对他直接投身革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47年10月26日,在杭州大同旅馆,一个叫于子三的爱国青年被特务秘密逮捕。敌人用尽酷刑,要他供认共产党员身份和中共秘密组织名单,特别是要他供出恢复工作不久的全国学联情况,他宁死不从。10月29日,这名青年被秘密杀害于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监狱,年仅二十三岁,时称“于子三事件”。在与地下党的接触中,父亲也了解并相信了共产党宣传的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宗旨。此时,解放战争已经到决战时期,他就萌生了离校从军的念头。

 

由于他跟训导主任对着干,在墙报上写文章骂政府,期末操行仅得了五十九分,再加上不断领头闹学潮,训导主任建议开除这个“顽劣生”。这样,父亲终于做出了离校的决定。1949年初,他在地下党的接应下,秘密投奔到活动在四明山一带的新四军三五支队,开始了他的职业革命生涯……

 

 

一些彼时烙在我记忆中的事,经由岁月侵蚀,现在已经淡漠了,但有三件事却一直很清晰。

 

第一件事发生在秋天。一个晚上,我记不得是深夜还是黎明,一群年轻男女突然疯狂冲进外婆家。他们把柜子和床翻了个遍。后来我才知道,那叫抄家。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从一个比我哥哥大不了多少、戴红袖章的男人嘴里听到,我父亲是个“反革命”。我不明白为了革命走出大山的父亲怎么会变成了“反革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群素不相识的红卫兵对我们如此仇恨?世界被无边无际的恐惧笼罩了,打砸声响彻在无助的天空,不足三十平米的家里,顷刻间一片狼藉。

 

我们四个孩子全部由外婆养大。当时父母住在另一个地方,外婆和保姆像老母鸡护小鸡般护着我们。保姆来自农村,有一双大脚,我们都不知道她的姓名,从来都叫她“大脚嬷嬷”。那天,大脚嬷嬷一直怒目斥骂抄家者。或许因为她是“劳动人民”之故,竟无人还嘴。那个时候,我多么希望我就是大脚嬷嬷的女儿。抄家后没多久,大脚嬷嬷被责令回乡。临走,她抹着眼泪,用一种叫粘头树的叶子浸泡成浆,就像现在女人用的摩丝一样,给我和两个妹妹都梳了头,编了规规整整的小辫儿……我们哭得震天动地。

 

没几天,某天早上,大脚嬷嬷又站在了我家门口,还背着一袋米。外婆紧着摆手:“造反派已经不让我们请保姆了,我们也没有钱了,走吧。”大脚嬷嬷大声回答,她不是来做保姆的,她是来照看孩子的亲戚!然后放下米,说,早稻刚打下,新米。外婆抹泪收下了米,在大脚嬷嬷把米倒进米缸时,外婆一直在边上念阿弥陀佛。

 

很长一段时间,一家人吃饭就靠大脚嬷嬷从乡下背来米菜解决。我问过她,没有工钱了,你还一趟趟背米背菜到我们家,为什么?她说,你爸爸是个好人,少有的好人。从那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坚信,父亲是好人。

 

第二件事,就在大脚嬷嬷再次到我家不久,她在乡下的儿子生病,爸爸给了她十块钱,而且说不用还,那时的十块钱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到文革后期,爸爸“解放”了,大脚嬷嬷也老了,一天,她提出要告老还乡。我记得家里整了好多衣服,妈妈又塞了钱给她。大脚嬷嬷把每个孩子的头摸了一遍,好像在告别亲生的孩子,最后轻声跟我说:“照顾好你的爸爸,他是个少有的好人。”

 

大约两年后,爸爸已复出工作,在市委办公室当领导。有天早晨,外婆家的门被人敲得很响,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个壮年男子,他说了一个名字,我们才知道他是大脚嬷嬷的儿子。他说,他娘两天前过世了,过世前专门让他来告诉一声,谢谢老何。这次她儿子又背来一袋刚打下的新米,还有一只甲鱼,外加十块钱。那时,父亲的肝硬化已经发展到几次腹水了,大脚嬷嬷听说甲鱼能治肝硬化,千叮咛万嘱咐,不仅让儿子一定要把甲鱼送到,而且要当场杀好了炖,不要过夜。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自从得了肝硬化后,吃了很多甲鱼,都是乡下各种各样的人送来的,有的是保姆,有的是他搞四清时蹲点的老乡,甚至是老乡的老乡。爸爸能活到八十四岁,我想跟那些甲鱼一定很有关系——所有送甲鱼的人都会说一句话:老何是个好人!

 

母亲也常说这句话。

 

第三件事。日期完全模糊,是我家惯有的家庭会议。一旦有重大的事,父母一定召开家庭会议,连保姆都要列席。那天的会我只记个大概,说有领导要母亲离婚,同事也轮番规劝。因为母亲的家,临近解放家境败落,成分就划为贫农,如果离婚,就可以在无产阶级的阵营里青云直上;如果不离,就是“与反革命为伍”,终身遭罪。母亲一意孤行,决然与父亲同行,她言辞凿凿地让我们记住:“你们的父亲,以前是革命者,现在是革命者,将来是革命者,绝不会是反革命。”外婆一直在念阿弥陀佛,大脚嬷嬷一直在抹泪,母亲很淡定,“我们全家必须同舟共济,我相信会等到他平反的一天。”

 

我人生第一次听到“离婚”两个字就在那天。从此对这两个字很敏感,长大后甚至对婚姻有一种莫名的抵触。

 

母亲用她所有的爱,支撑着父亲走过八十四年。父亲要走了,她几天几夜泪不能止,我听见她对我哥哥说:“我天天拉着他的手,我天天给他准备药,到那头谁照顾他……”父亲要火化了,她还拉着父亲的手,“如果有来世,我们还是一家人啊。”我拉过母亲的手,帮她擦去满脸的泪:“如果有来世,我一定还做你们的女儿!”

 

在这之前,母亲跟我讲过她跟父亲之间的故事,有段时间我想把它拍成电影。

 

 

1949年来临的这个当口,马上要晋升拿布王的王水花,却迎来了另一番的命运。

 

那些日子,从舟山飞过来的国军飞机,天天在头顶嗡嗡作响,炸弹落在甬江,溅起巨大的水花。她听人讲,解放军已经渡过了长江,宁波马上就会解放,国军要炸了宁波的灵桥,以阻止解放军进城。她不知道“解放”是什么,但她知道当新四军的阿哥,就是为这一天的到来而死的,所以她从心里盼望着这一天的来临。那几天,只要飞机一来,警报一响,工厂就停工了。准备让她穿红围裙的那个老板逃得无影无踪。

 

这一天来了。宁波在锣鼓喧天中迎来了解放。一天上午,太阳那么好,是红的。厂里所有的工人全部拥到门口,王水花跟着鼓掌。迎面走来六七个穿灰军装的解放军,全是男的,都很年轻,那么和蔼可亲。进了厂,很快召集工人开会,她才知道这些是驻厂的军代表。军代表说了两件事。一件要筹建工会,号召工人们当家做主;第二件,要生产自救,把日子过下去,过好。王水花发现在一帮说北方话的解放军中,有一个最年轻、瘦高儒雅的英俊解放军,说一口南方话,她印象很深。后来,工厂要物色工人积极分子,王水花是首选,因为她的初中水平在当时的纱厂女工中绝无仅有,又要求进步,工友们信任她。

 

那个瘦高儒雅的英俊解放军,叫何守先,是常常组织积极分子开会的头。王水花虽然读过初中,但对革命的道理还是懵懵懂懂,何守先就借了她两本书,一本是《新民主主义论》,另一本是《条条道路通向共产主义》。这两本书启蒙了宁波小娘的革命意识。以后她又听何守先在课上讲“谁养活了谁”等诸多的革命道理,让她看到了一条陌生又充满希望的光明大道。不知为什么,每每上课,何守先在台上的举动,每每他领着女工们搞各种活动时的身影,都会让她想到自己的革命阿哥,于是跟这个解放军有一种特别亲熟的感觉,于是,王水花和何守先经常在借书还书之间走动,在“谁养活了谁”的讨论中交流,关系在细雨润物般地变化着。

 

半年后,何守先接到上级调令,被调往另一个更重要的岗位。一个傍晚,何守先在他的宿舍里赶一个汇报,没有吃晚饭,抽了满满一烟缸的烟。一只小手,轻轻地把那只烟缸移了出去,放上了一只很精致的三层叠加的方形竹篮。何守先回头一看,王水花的笑脸那么真诚,美得像朵花,他握着烟,烟灰烧到手指方醒过来。王水花不经意地一句:“我家阿姆送来的,新上市的油焖笋,你尝尝。”说完,走了。吃完饭,何守先去工人宿舍找她。他们第一次散步,在绕着纱厂的甬江边上。

 

那一晚的星空是蓝的,星星是铮亮铮亮的。何守先讲到他与三五支队的过往,王水花停了下来:“你是三五支队的?你认不认识我阿哥?”何守先当然不认识她的阿哥,但这不妨碍白太阳下监狱门口的那一幕呈现到他面前,不妨碍王水花视他为阿哥一样的家人。

 

何守先倏然发现,他爱上了这个宁波小娘。但他不敢明说。这个从山里走出来闹革命的人,几乎没有接触过女孩子,这是他的初恋,这个宁波小娘简直就是神。他拉过她的手,然后两人继续往前走,一直走,一直走。最后他们约定,以后一周见一次。这一周一次的约会,开启了他们爱情的征程。

 

1950年3月,王水花加入了共青团。到1951年底,组织上通知她去杭州,参加省总工会干校工人政治理论培训,脱产半年。但她的父母不同意,尤其是她的母亲,对共产党有很深的偏见。一周一次的约会又到了。王水花跟何守先说了这件事。于是第二天何守先就来到了白沙薛家弄的王水花家,做她父母的工作。一来二去,不仅做通了她父母的思想工作,差不多还做成了一个女婿。在这个过程中,这对恋人谈得最多的是未来实现了共产主义的社会美景,何守先讲得最多的也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希望她入党。

 

1952年6月28日,王水花在宁波延庆寺的工人干校礼堂宣誓入党,成了宁波市第一批女共产党员。十五年后,王水花曾经宣誓入党的地方,竟然不偏不倚地成了关押何守先的牛棚。

 

说回1952年。三个多月后,一纸调令,王水花被调往宁波市委组织部,任干事。纱厂的姐妹送她,那个求她写信的老姐妹哭得稀里哗啦。王水花从干事做到区妇联主任、团委书记、处长等,一直升任到宁波市总工会的教宣部长。无论王水花调往哪里,纱厂那个大姐,一干姐妹从没断了往来。

 

1954年,宁波小娘王水花嫁给了时任宁波市工人干部学校副校长的何守先。

 

那时候,适逢一批苏联专家到宁波帮助建设,除了工作上的往来,王水花还被点名常常去陪苏联专家跳舞,这也是一份荣耀的工作,按现在的话说,业绩是要纳入考评的。苏联专家也会带几个女眷,都是什么妮什么娜,于是,他们第二个出生的女儿就叫了“亚妮”。

 

 

这个打游击出身的革命知识分子,是个内敛又隐忍的学者和官员,在我人生的十字路口,每每面临选择的关键时刻,都有他的指引。从他身上,我学到了正直、磊落的职业坚韧;学到了对故土对家人的本份亲情;学到了对爱情持之以恒的濡沫相守。

 

进入电视台,紧接着考大学,毕业后又回台里担任导演、主持人,后又兼制片人,工作繁忙到不仅根本无暇顾及父母,还要烦劳他们为我抚养女儿。拍电影《没眼人》时,父亲已经迈过七十大门,本该到了享天伦之福的晚境,我却带走了本该属于他的最后十年,还有那辛劳笔耕所得的,二十万。我一千遍地假设,我一万遍地愧责——如果我有放弃,去陪伴父亲,应该会发现他身上潜伏的病灶;如果我全身心去照顾父亲,或许,他还在人间……

 

送父亲走的那天清晨,没眼人的队长七天给我电话,问我可好。我哭了。我说,如果还有选择,在没眼人和父亲之间,我一定选择父亲。七天没接茬。良久,说,他们十一个人,昨天,拿出所有的乐器,面向南方,为我父亲,唱了一天一夜,刚歇。七天又说,他们唱的是左权话,不知我父亲能不能听懂,但唱了,因为七十八岁的屎蛋说,能懂,天堂只通用一种话。

 

我至今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埋下这部文稿,难道他在等,等一种叫“通用”的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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