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艺评论：上午读20世纪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Ronald Crane的文章，再次想起他的中国学生巫宁坤（《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译者）。
巫宁坤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文学博士学位，以艾略特为主题，师从Ronald Crane。1951年，翻译家赵萝蕤先生邀请他回国任教，巫先生报国心切，当即决定扔下博士不读了，回去报效祖国。
临走时，巫先生昔日的室友李政道前去送行，巫突然问李政道为何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笑着说：我不愿意让人洗脑子。巫当时不过是个文学青年，阅历不深，不懂政治，“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怎么可怕，也就一笑了之”。回国后没多久就被要求去中南海接受长达七个小时的“思想改造”报告会，而他接下来一二十年的命运，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那代大陆知识分子常见的命运了。
1979年10月，巫宁坤从报纸上读到李政道回北京讲学，阔别28年之后，他们在北京相遇了，当时李政道的身份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和“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他是举国崇拜的对象，是华人的骄傲，而当时的巫宁坤去北京是要办理“右派改正”的手续。
二十多年的黄金岁月，一个人走向了学术和人生巅峰，一个人则全部浪费在了炼狱里。
后来，巫宁坤用英文将这段人生经历写成了自传，书名叫《一滴泪》。
余英时先生曾上过赵萝蕤的课，后来在美国读到《一滴泪》，大为震撼，但当时他不认识作者，更不知作者与其昔日的老师有过那么深厚的交情，余先生对《一滴泪》的评价是：
“它写出了中国知识人在历史上最黑暗期间的‘心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