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周毅、钱钢
● ● ●
“我很感谢80年代的思想启蒙。确立人道主义，确立以人为本，是非常不容易的。从内心、从骨子里真的确立，真的成为我们的思维习惯，不容易。”
钱钢，1986年以一本《唐山大地震》，让自己的名字和这场大灾难联系在一起。同时，这场灾难也因为钱钢的这本书，在十年后在更广阔的时空获得了更深的人道主义关注。在多少书籍只有几个月生命的今天，这本书已经默默地走过了20年。日前该书“三十周年纪念版”的出版，让钱钢，在天津书市上再次经历了一次让人不平静的签售。
白发、皱纹、泪水，仍然在。
却有了令人遗憾的断层。
黑发人呢？
“二十四万人是一个悲哀的整体，它们带走了完整的活力、情感，使得唐山至今在外貌和精神上仍有残缺感。一切似乎都逝去了，一切似乎又都遗留下来了。仿佛是不再痛苦的痛苦，似乎是不再悲哀的悲哀。”
——值得记叙的也许正是这些：不再痛苦的痛苦，不再悲哀的悲哀。
离开天津的钱钢来到上海。在上海大学做了一次专题讲座。令赶到现场的我惊讶的是，钱钢的讲座与唐山大地震完全无关，而是题为《问史——旧报刊的检索、利用和价值发现》。尽管也了解钱钢曾经写作过《海葬》、《留美幼童》等历史著作，但如此直观地面对钱钢作为历史学者的这一面，仍然令人惊异。被称为“非典型传媒人”的钱钢，在历史与现实两条轨道上，建立了自己的平衡世界，一个沉着的、不息前行的世界。
我们接下去的交谈也就自然地有了两个维度。
►1. 周毅：我刚知晓《唐山大地震》在香港很早已进入中学语文课本，能否先请你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钱钢：1986年内地刚出版不久，我就接到香港教育署的信。他们正在筹划编一套能够跨越97的新课本，结果我书的这篇序《我和我的唐山》入选。这套课本于1988年正式使用，成为香港中四的语文课文，一直使用到今天。另外，到中六、中七，参加会考者需要写一份读书报告，有三本书供选择，我的这本也在其中。所以《唐山大地震》在香港的知晓率比较高，一直有出版，陆续加起来至今可能有了20版。2003年秋我在香港中央图书馆演讲，主会场坐满，又安排两个分会场，用屏幕播放实况。来的大都是学生和他们的老师。其实香港才是真正的商业社会，三个月生命的快餐书比比皆是。但同时，香港也是一个有宗教感的商业社会。我猜想香港人选择这本书，是想和学生探讨怎么对待生、怎么对待死、怎么对待人这些问题。
►2. 周毅：我来采访之前，正好碰到一个1979年出生的小朋友，问她知道你的《唐山大地震》吗，她说她知道唐山地震，但是不知道你的这本书。这让我很意外。我还以为人人都记得你这本书呢。如果这本书被人遗忘了，你的感受是什么？
钱钢：我希望它不要被人遗忘。可能遗憾的是你永远遇不到它，它一直没有被你翻开。如果你翻开的话我想你会读下去的。但是也不要希望它有八十年代读者的反映。那一代很多是亲历者，如果不是地震的亲历者，也是文革的亲历者，这本书里还有很多文革的信息。你不能期望1979年出生的人，还带有这样的接近性，他们已经有了疏离感，希望我有机会和他们沟通，有机会对他们说：请你读我的书。
►3. 周毅：好的历史作品会给人带来一种感奋。你的书所唤起的回忆，所带来的悲苦与感动，对于幸存者和遇难者都是珍贵的，能为他们带来净化与安息。但我想不仅于此。过来人应该大都记得1976年的唐山地震，虽然那时我只有几岁，也记得那和中国人政治生活中一种天崩地裂的深刻恐慌感联系在一起的震动。但确实是在10年后，1986年你的《唐山大地震》出版，又带来一次震动。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也像我一样，因为你这本书，才把这场灾难从一种抽象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模糊看法中解脱出来，从对这场地震的又深刻又模糊的记忆中解脱出来，我们才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唐山大地震，看到了在这突如其来的大震中的死者和生者，看到了整个城市和国家的反应，看到人性，以及人的情感。这些是人应该记住的。如果死者在天有灵，我想这也是他们希望从人间得到的感情。我看到现在的书眉上，把它阐释为“现代化进程中怎么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可能反而把它局限了吧？
钱钢：唐山地震，首先是24万人瞬间离去，16万重伤的人——这些人中的许多不久后也离去。这是首要事实，24万人的死亡，他们是这场悲剧的主体。当年唐山大地震的纪念碑征集方案时，我看到过入围前三名的方案。其中一个是金属塔，就像一座水泥塔，它被地震震碎了，残破的水泥皮开肉绽，但钢筋水泥的骨骼还在，还挺立着。我觉得这个不错。但后来圈定的是另外一个，东南西北四块，四个混凝土件，象征从四面八方来支援的人。所以这个叫抗震纪念碑。这就是那个时候的思维模式。当时我们的报告文学也正是改革文学那一代，如果一部写唐山地震的书，它自然就会去写灾后重建。现在来看看，这两者的历史厚度、份量是完全不同的，只有人的死亡，人的悲剧，人在大震中的遭际，才是更加永恒的东西。也只有到了80年代，才可能写作这样一本以唐山人为主体对象的书。
►4. 周毅：说一说80年代。
钱钢：我很感谢80年代的思想启蒙。80年代我们已经匆匆走过了，好像很容易，但当时其实背负的东西很沉重。确立人道主义，确立以人为中心，是非常不容易的。尊重人、以人为本，说起来简单，其实不简单，从内心、从骨子里真的确立，真的成为我们的思维习惯，不容易。这是一本体现了那个时代转折的、完整的作品。从形态到心态。但90年代有人认为80年代过去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5. 周毅：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吗？你怎么看80年代和90年代，你的概括是什么？
钱钢：很难概括。我能说一说80年代。它的特征是：它从“文革”走出来，从一个思想禁锢、情感禁锢的年代，从一个知识苍白和贫乏的年代走出来；是恢复常识的年代——“人”本来就是一个常识，不是一个深奥的东西；是积极入世的年代，不逃避；热情；没有太多功利的算计——当时我们拼命写作是为什么？不会有多少功利目的。90年代比较难概括，它非常多元，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市场经济真的来了，生活一下变快了，多元了。不过我自己不主张去做大的概括，这会产生歧义。给人暗示生活好像是由一个个突变构成的，其实不是，人身上还有猴子的尾巴呢。我反而倾向去找出共同的地方，很多东西都存在，80年代的东西很多也仍然存在，只是可能所处的位置不一样，是主流还是边缘的问题。
►6. 周毅：当年你曾经亲自参加了三个月地震救灾工作，还参加过护送孤儿去外地的工作。现在回过头看这三个月，是怎样的一种心情？
钱钢：当时被激发起来的，是人的同情心，是爱。这是人皆有之的，只是它有时被深深压抑或扭曲。我珍惜近三十年前的那一段经历，它如同圣经中的篇章，如圣洁的灯，一直在观照内心。
►7. 周毅：如果现在有机会重新写这本书呢，你会想到一些什么重大修正吗？
钱钢：从文学进入历史，容易本能地关注历史中的人物命运；从新闻进入历史，对由“5W”（WhatWhenWhereWhoWhy）构成的“真相”较为敏感。对我来说，“唐山大地震”是一个文学青年的救灾亲历，也是一个职业记者在多年后重返现场的调查。一定程度的“自传性质”和运用职业方法的调查记录，形成这本书的追求：确凿的事实，本色的情感。历史很脆弱，容易被删改、伪造，被遮掩、装扮。带着任何功利心去讲述历史，历史都难以真实。人的命运——如书中那些命运各异的人物，普通人的生活——书中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场面，这是历史不可或缺的部分。还有科学，科学的命运——尴尬、坎坷、悲剧……这一切综合地构成了历史，大历史。但同时个人的表达方式也是历史。五十岁的文笔和三十岁的文笔不同，我做“三十周年纪念版”，除了订正错谬、增补史料，行文风格完全不做更新。我尊重历史。
►8. 周毅：这本书的写作在你至今为止的写作生涯中，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在你的情感生命里，又有着什么样的位置？
钱钢：一次深深的耕耘，对精神世界的，对个人气质的。它使日后的播种有了可能。
►9. 周毅：在《唐山大地震》这本书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也是与毁灭伴随的一股深沉的生气。你说过一句话：“我在为明天留取一个参照物，以证明人类毕竟是伟大的。”这似乎也是你气质的一部分。你怎么能够做到始终怀有希望？
钱钢：我想来自两方面吧。一方面，对生活中的暖意适度地放大。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纪念我的蒋叔叔》，你看过吗？
►10. 周毅：看过。蒋忆潮叔叔？就是那个在灾后的瓦砾中挖出茶杯、在平时倒剩茶的地方挖出灾后第一口水来泡茶的蒋叔叔。
钱钢：他是对我影响非常大的一个人。他是当时的唐山市民政局长，在地震后我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住在他们“家”——先是苇席棚，接着是帐篷，后来是越冬的简易房。他引我去结识一个个在地震中有着各种经历的唐山人。他爽朗达观的生气让我对面对劫难的中国人的平常心有了认识，领略了至柔至刚的一种气质。易于被灾难击倒的，往往是心灵胶着于灾难的人，平常心，意味着更恒定久远的生命节奏。对这些积极的人和事，可以适度放大，可以温暖人的生命。
还有一方面，就是对自己的生活“认了”，做一个“毫厘主义者”。如果你不能10米10米地前进，那就一米一米地前进，不能一米一米地前进，就一毫米一毫米地前进，不要紧。我做过很多事倍功半的事，但是不要紧。可能我们注定这样。似乎直到现在，我还是“不谙世事”，还是常怀梦想——不是为了什么宏图，我会为某个小小的课题而兴奋，为一个作品的创意而冲动。不能每时每刻对“希望”想个没完。相信自己的选择，埋头做去。享受做的乐趣。
►11. 周毅：最后问一个问题。你的写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现实，一方面是历史，对历史的探究带给你什么样的现实立场？
钱钢：历史带给我的财富是“根”。有历史训练的人，有一个特点，不为眼前的困难把自己纠缠到窒息。历史会给我们很多安慰，我们不用悲天悯人，我们也不用时时去发出什么咆哮。我赞同要有终极关怀的说法，这个终极关怀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天国，不是站在天国看尘世，而是站在历史的彼岸，历史大循环之外，上有列祖列宗，下有千秋万代，我们所有的行为都会归于历史，都会成为历史，所以我们不能狂妄，不能没有彼岸的警觉，不要以为做了什么事都不会遭报应。
周毅：谢谢你接受采访！你让我看到真实地面对过灾难的人，这么健康而有勇气地活着，让人欣慰。
本文刊于2005年6月12日《文汇报·笔会》
